如果沿用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法，翻开一部现、当代文学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1949年为界，中国现代作家绝大多数都使用笔名写作，且笔名甚至代替了原名。人们不会不知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但也许不清楚周树人、郭开贞、沈雁冰、李尧棠、舒庆春、万家宝是何许人也，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的鼎鼎大名来自于他们的文名，原名只留给了家族和后代。与此相反的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却鲜有使用笔名者，如王蒙、冯骥才、李国文、张洁、王安忆、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叶兆言、刘震云、邱华栋等，随手拈来瞧瞧，他们的文名即原名，是用本名来写作的。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往往对自己的笔名有所解释。鲁迅是文学史上用笔名最多的一个，据统计达140多个。鲁迅之名首见于1918年《新青年》杂志他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上。为什么叫鲁迅呢？原因有三条：他母亲姓鲁；周鲁是同姓之国；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茅盾之笔名最早出现于1927年《小说月报》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幻灭》上。当时大革命失败，沈雁冰是被蒋介石政府通缉的要犯，在上海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即顺手写了“矛盾”两字作笔名，借以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行为和思想常常矛盾的文人积习，叶圣陶觉得“矛盾”作为一个哲学词汇不像人名，就擅自代他在“矛”字上加个草头，从此沈雁冰就长期使用“茅盾”作笔名了。郭沫若的笔名取自家乡四川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合拢而来的。巴金之笔名是1927年他在法国时，一个叫巴恩波的中国同学的自杀给他带来很大刺激，当时他又刚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因此取笔名“巴金”写出中篇小说《灭亡》发表在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老舍取自己姓氏“舒”的一半，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而成笔名“老舍”。曹禺把自己的姓“?”字拆开，再按照谐音即取笔名“曹禺”。
从作家的自叙中可以看出，作家的笔名，仔细研究一下，既有深意又有趣味，能反映作家的性格或他的某项经历，如鲁迅先生曾说：“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笔名是作家整个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研究一个作家而忽略他的笔名是不明智的。
笔名既对一个作家如此重要，当代作家缘何大都使用原名写作而舍弃了笔名呢？
老诗人蔡其矫说：1949年以前，作家喜欢用笔名写作，当时文坛有这样的风气。30年代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同学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请郑振铎先生任顾问，我给自己起笔名“蕲军”，是受了肖军的影响。我祖籍福建晋江，后举家迁居印度尼西亚，蔡姓在印尼是个大家族，我这一辈排行“其”，1938年我20岁时从印尼辗转来到延安，取名蔡其矫，“矫”和“军”音相近，还是向往革命的意思，沿用至今，成了本名。
作家王蒙说：我其实是有笔名的，从50年代起用过“石山”、“阳雨”、“思方”、“伊方”等，只是人们大多不知道罢了。我写作时以真名“王蒙”为主，偶而用笔名，例如常给一个刊物写文章时，恐怕读者厌倦，或者为了给读者一种轻松感，就使用笔名。另外，我当“官”的那段时期，写评论也避免使用真名，因为不愿意给读者造成一种“官方”的感觉。我认为总使用王蒙会有一种整体感，但不能给人以轻松感，用笔名是为了就事论事，有意识地把文与人分开。不过写批评文章时应该用真名，敢于承担责任。
作家蒋子龙说：我在60年代时使用过笔名，大概写过十几篇文章，但在“文革”时这成了一条罪状：为什么用笔名？什么意思？那个年代用笔名太复杂了，单位会不承认有这么个人，又会觉得你是否占用了工作时间搞个人创作。
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被户籍制度、单位和整个社会政治环境所限，私人空间越来越小，写文章强调文责自负，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起笔名的时尚和风气了。以上几位先生都谈到，解放后一般编辑部并不禁止作者使用笔名，但要求同时注明真实姓名、单位和住址，有时还会到单位核实、政审。况且，50、60年代取稿费时也得用证件，比如户口或单位介绍信，起个笔名投稿大费周折，不如索性用真名简单、方便、坦荡。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自由、宽松多了，作家写作可以随意用笔名了，但新时期文学中享有盛名的王安忆那一代知青作家仍然以使用真名创作的人为多。
作家张抗抗说：和我同年龄段的作家大都使用真名，也许知青作家觉得写作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希望用真名让别人知道自己。用笔名无非有几种情况，首先是不便公开身份，比如在国民党统治、文网严密的时期；或者觉得自己的本名不够好听，不够响亮，愿意换个名字。我出生时正值抗美援朝，父母给我起名“张抗美”，但后来很快发现当时叫“抗美”的人太多了，于是在我一岁时就改为张抗抗。名字代表独一无二的个体，重名会带来不少问题，我这个名字比较特别，很少有人和我重名，而且我觉得“抗”的意思挺好，有抗争的意思在内，很有意义。有位老作家第一次见我时说：“张抗抗这个名字让人一见就能记住。”虽然这个名字不够女性化，会使人对性别有误解，但也许我成名较早，即使有些误会，不太多。铁凝告诉我，有些中学生给她写信时称她为“铁凝爷爷”，我的名字还没有产生过这样戏剧化的效果，我没有欲望，也不认为有必要给自己起个笔名。
然而80、90年代以来，用笔名创作的人仍然越来越多，贾平凹小时名为“贾平娃”，他很早给自己改为“平凹”；莫言原名“管谟业”；刘恒原名“刘冠军”；苏童原名“童中贵”；格非原名“刘勇”。这些改后的名字都非常好，既好听，又容易记住，有的还有哲学意味。蔡其矫说，比起小说家来，似乎诗人更喜欢给自己起笔名，闻捷、屠岸、牛汉、北岛、杨炼、江河、芒克、食指无一不是笔名。也许诗人更具有叛逆性格。
这些作家是出于怎样的心理给自己改名字呢？作家林白说：人的名字和命运是有联系的，从名字可以感应到此人的音容笑貌，这很神秘，不能一一说清楚。我本名叫林白薇，我母亲并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女作家叫白薇，我母亲是学医的，白薇是一种植物，可做中草药，我小时体弱，她想起个药名来抵抗。我长大以后，一直不喜欢林白薇这个名字，觉得太女性化，太平浅了，美是挺美的，但一览无余，小气。1987年我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时，去掉薇字，用“林白”作笔名，觉得这个名字大气、干净、简单。我是在破纸上写了十几个笔名，最后挑中了这个。
10年前开始使用笔名？记者对此首先想问的是她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现在究竟用哪个名字？因为目前取稿费凭身份证，出国办护照之类也要户口、身份证一致才可办理。林白回答：户口和身份证在这10年中仍然是用原名，因此取稿费极其麻烦。一般小邮局若常去，彼此熟识也就不深究了，但正规点的邮局无论如何解释也不给，往往把稿费单退回编辑部，单位开介绍信也不通融，于是不得不于今年5月将户口和身份证改为“林白”。
尽管许多作家至今仍用真名写作，他们是否觉得有个笔名也很好呢？蒋子龙说，当然了，我很羡慕用笔名写作，其实文名和人名不相干，留下文名就行了。父母给起的名字很神圣，不愿随便使用，有个笔名可以躲一躲、藏一藏。如果邮局不为难，林白也还是认为保留原名的好。
文名和人名，的确可以代表两种生活。鲁迅先生是记者非常敬爱的作家，不过，很惭愧，记者在上大学时，最喜欢阅读的是他的书信集，其次是他的散文，最后才是小说和杂文。而鲁迅先生主要是以小说和杂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和思想家的地位的。记得当时每次看到他在家书中给母亲鲁瑞的信末署名“儿豫才顿首”或给朋友的信中署名“树人”时，都使记者感到一种亲和力，觉得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鲁迅”这个名字似乎承载了太多的负荷，令人感到敬畏和沉重。
人有时的确会有给自己起名字的欲望，这种欲望象征着什么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史家杨义先生说：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文人断了通过科举进升之路，于是文人下海，产生了“海派文人”、“鸳鸯蝴蝶派”等，写作一些言情小说和社会谴责小说。这些文人大都是从苏州、常州一带到上海的，而江、浙是中国历代出状元的省份，秀才很多，他们写作主要是为了谋生或带着游戏的性质，他们本来属于士大夫阶层，对这种写作有身份上的顾忌，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因此就起一个笔名，假扮另一种人生。另外，中国文人历来就有“号”，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林纾号“冷红生”，文人有这样一种雅气，代表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也代表着一种文化趣味。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绝大多数作家都使用笔名，这既是传统文化风气所致，也是科举废除之后文人谋生的途径。鲁迅在“五四”运动期间创作新文学作品的时候，是当时教育部的官员，按说公务员不能参加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起笔名也是为了避嫌；茅盾写的是大革命题材的作品，不得不用笔名；老舍和曹禺都是拆了自己的姓起个笔名。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含义丰富，拆字、组字、同音字等名堂很多，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文字学，这些笔名包含着中国文化人的气味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定位，就像给书斋起个雅号一样。1949年之后，文字学的传统慢慢衰弱，懂这门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起笔名也有藏拙的意思，最初写作的人对自己的文章没有信心，会给自己起个笔名，但现在写作是个成名的途径，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用自己的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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